2026/06/24 中國大陸年輕人「不上班」是時代焦慮的靜默革命

出生於2000年以後（也就是俗稱00後）的中國大陸年輕族群，素以「整頓職場」聞名，主張生活與工作平衡，拒絕職場情緒勒索與無謂應酬，帶有強烈的個人主義風格。對於這批00後不就業、不升學、不訓練的「尼特族」，所謂「不上班」只是一種選項，他們第一時間所想到的，不是逃避、懶散，甚至「躺平」，而是另外一種生活真諦。我們把鏡頭拉到中國大陸的青年現場，可以發現，這不只是一種模式，甚至更像是一種被迫對於時代的回應。
 
中國大陸青年就業壓力持續攀升，16至24歲青年失業率再度提高到大約16%，今年三月整體失業水準再度攀升，但是大學畢業生規模預計可破千萬人，意味競爭壓力正在持續擴大。中國大陸年輕人坦言：「不是不想工作，而是工作難找。」隨著「不上班」成為一種社會現象，其實已經不單只是個人現況，而是社會進程中的整體質變。
 
中國社會化過程在過去會認定「讀書可以改變命運」，但是目前這條路徑正在逐漸裂解。第一，供需錯配的結構性問題，由於高等教育快速擴張，大批青年湧入就業市場，一旦產業升級未能同步廣納，後果就是青年失業率的攀升。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四月公布數據顯示，今年三月就業市場面臨壓力，全國城鎮不含在校生，16-24歲勞動力失業率已經高達16.9%。第二，經濟轉型的陣痛變化，產業收縮外加內需疲弱，服務業等地勞動需求下降，直接降低就業機會。第三，價值體系的急遽變化，年輕人開始質疑傳統成功路徑，包含低保障、高工時、不確定性等累加。最後，一旦工作機會減少，「選擇不上班」就會變成「沒有班可上」。
 
事實上，中國大陸青年對於工作期待，已從「體面與上升」進入「安全與生存」，這是一種社會化的目標降低。於是，青年「躺平」、「慢就業」、「老鼠人」等詞彙，不再只是網路流行用語，而是青年對社會化失靈的潛在抗議。
 
中國大陸在這樣的背景下，青年「不上班」逐漸從個人現象轉為群體情緒，陷入一種對於預期落差的內在抗議，對這一代年輕人來說，主要生長在經濟高速發展階段，已被灌輸「只要努力就能成功」的正面邏輯。一旦他們真正進入社會，卻要面對高房價、低薪資的有限機會，導致落差轉化為深層焦慮。緊接著，受到社會流動性明顯下降，想要晉升上層階級實屬不易，努力不能代表回報，面對未來自然信心動搖。由此可知，青年對就業與未來的集體悲觀，可能也是影響經濟動能與消費降低的社會成因。
 
尤其，隨著中國社會化機制逐步失靈，導致家庭、教育以及市場之間銜接失衡，青年自然無法順利完成從「求學」到「求職」的階段轉換。由於制度無法提供具體晉升模式，個體開始藉由「退出方式」來作回應。這種消極不抵抗的作法，其實並非真正放棄，更像一種對於國家社會的集體沉默。
 
如果只把這一現象解讀成為「年輕人不努力」，恐怕是對中國現況的根本誤判，再從全球趨勢來看，青年失業的「尼特族」，不只中國特有，包含日本、歐洲，類似現象早已出現；由於中國伴隨社會封建體制關係，更會造成這類貧困風險上升。另一方面，共產制度較難重新提供接軌機會；對比日本面臨「就業冰河期世代」，政府後續藉由在職訓練以及輔導就業政策進行修補；歐洲透過社會福利與教育轉型弱化衝擊。相較之下，中國還在陣痛初期，制度調整恐怕會因為政治體制而有所限制。
另外，值得關注的是，中共近期甚至提出「青年發展型城市」規劃，試圖要從教育、就業以及居住等多面向，加強改善青年處境。官方雖然已經意識到結構性問題，但是對於中國的年輕人來看，這種焦慮，不單只是個人失敗，而是政府對於時代轉型的漠視代價。同時，一旦社會化是一條雙向道路，那麼未來除非制度調整，才有可能真正促進社會流動。此外，年輕族群也需重新定義「工作」與「價值」，未來可能不再只有單一職涯考量，而是必須因應時代走向多元斜槓組合；穩定就業以外，也是能力與彈性的一種累積。事實上，「不上班」若是逃避，最終將困住自己在社會體制之內；若是當作一段重新尋找方向的過渡時期，或許可能成為新的起點。
 
歷史從來不是單向前進，當一整代年輕人選擇放棄思維，甚至停下腳步，甚至最後決定退出，除了凸顯社會主義的逐步衰退，也可能是國家政策的發展方向需要重新校準。中國年輕人「不上班」的發展隱憂，其實潛藏一場深層的社會化重構，它正讓個體與制度產生夢想與現實的集體落差。值得關注的是，不是他們為何不想工作，而是在這個時代背景下，政府能否為他們來指出一條康莊大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