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5/09/05 評論「假裝上班公司」

在正常邏輯下，「上班」的定義是什麼？用時間、勞力、技能換取薪資和保障，是吧？但在現今的中國大陸，有一群年輕人反其道而行之，倒貼錢「上班」，還心甘情願，甚至覺得這樣更有意義。
你沒有聽錯，這不是脫口秀段子，而是真實存在的「假裝上班公司」，一種付費租工位的「上班模擬場域」，在深圳、上海、東莞、南京等城市遍地開花。年輕人自備筆電，自備目標，花錢進入辦公室，不為KPI、不為升職加薪，只為一種「秩序感」、「體面感」，甚至是「證明我沒有在擺爛」的心理安慰。
這種現象很荒唐嗎？也許在上一代人眼中是如此。但在2025年的中國大陸，當就業市場冷到讓人打哆嗦，當學歷通膨到碩博士都求職無門，當「內捲」成為壓得人喘不過氣的集體命運，「假裝上班」反而成了某種微弱但堅定的生存反抗。
若要理解這場「假裝上班」的社會戲碼，必須先從中國大陸教育與就業制度的失衡說起。自2000年以來，中國大陸的高等教育快速擴張，幾乎每年都在擴招。到了2025年，大學畢業生總數已突破1,222萬人，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知識青年群體之一。但與此相對的，是低迷的經濟成長與凍結的就業市場。所謂「學歷貶值」不再只是形容詞，而是整個體制性的崩壞象徵，一紙學位無法換來工作，碩士找不到職位，博士寧願當外送員。
在這種情境下，「內捲」與「躺平」成為青年文化的兩個極端象徵。前者象徵無止境的競爭焦慮，後者則是面對無望現實時的集體逃逸。假裝上班，恰好介於兩者之間，既不完全擺爛，也不再努力爬梯，而是在制度外部自創一條「維生模式」，以最小的社會成本維持自我價值的殘火。
中國大陸社會近年出現的另一個趨勢，是階級流動的全面停滯。在過去三十年，中國大陸以經濟成長與市場改革為口號打造了「拼搏可以翻身」的夢想模板。然而，進入2020年代後，這個模板崩解了。父母那一代可以靠苦幹實幹買房、進城、晉升為「中產」，但新一代青年，卻發現自己的終點，往往是上一代的起點。
所謂「階級複製」，不再只是統計資料上的冷數字，而是許多人血淋淋的生活現實。戶籍制度讓農村青年難以進城；資本控制的房市讓無產青年無法落地；即使考上985名校，也很可能只是為了進入一場更激烈的資格競賽。社會上升的扶梯關掉了，只留下殘酷的爬繩梯。
而在這種環境下，「假裝上班公司」正扮演著一種半自我救贖、半制度逃逸的角色。他們不為KPI，只為自己活著不覺得羞愧。但這份「假裝」，本身也反映出一種深層的不自由：你不能閒著，不能不上進，不能不給父母交代，即使這份「進取」是沒有方向的模仿表演。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中共當局對此類青年文化現象並非坐視不管，反而進行了高度的政治化管理。以「正能量」敘事為代表的意識形態工程，持續對青年進行心理引導與行為規訓。
舉例而言，「假裝上班公司」曾在部分平臺上遭到限流，部分評論區被刪除或降權。官方媒體則反覆強調「要腳踏實地、拒絕躺平」、「青年要敢於奮鬥」這類空泛的口號，試圖把年輕人重新拉回體制化人生賽道。
這其實是一場無形的治理工程。黨國體制的穩定需求，要求青年不能失控，不能過度自由，更不能自創敘事。一旦「躺平」、「擺爛」這類詞彙開始在社會語境中取得主動權，官方的話語霸權就會受到挑戰。因此，我們看到的是，社交平臺封鎖負面詞彙，媒體高頻率洗版「奮鬥青年」故事，甚至連B站也推出「打工人自救指南」等政策導向的內容。
中國大陸的青年，不僅面對現實的經濟與社會困境，還要面對語言與想像的困境。他們無法自由命名自己的處境，也無法公開吐露自己的脆弱。於是，「假裝上班」這個名詞，就成了一種帶刺的自我諷刺：我們知道這場遊戲是假的，但我們沒有選擇。
當我們討論「假裝上班」的荒謬時，其實更該質疑的是這個社會對「真實上班」的虛假期待。在中國大陸，所謂「正職」並不代表穩定與保障，而是代表過勞、低薪、缺乏社保、無力抗爭。在這樣的制度下，真正可笑的不是那些在共享辦公室假裝上班的年輕人，而是那些還相信「努力就有出路」神話的大人們。
社會的崩壞不總是轟然倒塌，有時是一點一滴的結構潰爛。當年輕人不得不透過「假裝工作」來維繫心理平衡時，這不只是一種生活策略，更是一種對體制崩壞的默哀。
也許有人會笑這些年輕人「太玻璃心」、「抗壓性太低」，但事實是，他們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回應一個對他們毫不溫柔的世界。他們不是不努力，而是不願再為虛假的期望努力；他們不是擺爛，而是知道擺爛有時比盲目努力更真實。
「假裝上班」這個現象，不應只被看作是笑話、話題或流行趨勢，而是一場正在中國大陸的社會深處靜靜燃燒的結構性警告。當越來越多年輕人選擇這種非典型的「上班」模式，我們必須問：他們想逃避的究竟是什麼？是競爭？是剝削？還是整個社會對他們的不信任與無視？
在這個逐漸失序的年代，或許假裝，是保護自己的一種方式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中國大陸的社會能否從這些「假裝的工作」裡，聽見一代人正在發出的真實吶喊?